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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计算机五十年前的造价高得惊人,除了政府部门和军方,只有大的银行和跨国公司才用得起。银行里有大量的简单的计算,主要是账目上的加加减减,不需要复杂的函数功能,比如三角函数、指数对数函数等等。因此,就需要有一种专门处理大量数据简单运算的程序语言。六七十年代的主流高级程序语言COBOL就在这个背景下诞生了。COBOL的全名为面向商业的通用语言(CommonBusinessOrientedLanguage)顾名思义,它是针对商业数据处理的程序语言。虽然COBOL不是由IBM制定的,但是,IBM对它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制定它的六人委员会中,有两个是IBM的人。COBOL语言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世界上最流行的程序语言,但是会写COBOL程序的人很少,因此他们的收入远比今天的软件工程师要高得多。这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年轻人进入计算机软件的领域。IBM的研究水平很高,还参与了很多标准的制定,因此,它在商业竞争中,同时扮演着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角色。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IBM在计算机领域基本上是独孤求败。科技领域则大不相同,制造的成本只占营业额的很小一部分而研发成本占大多数。对微软和甲骨文来讲,制造一份软件拷贝的成本和一百万份没有什么区别。因此,这两家软件公司的毛利润率高达80%以上。即使是以硬件销售为主的思科公司和英特尔公司,毛利润率也高达60%和50%。而在传统行业的通用汽车公司GM,2007年的毛利润率不到10%,就连世界上效益最好的丰田公司也不过15%左右。如果单看毛利率,科技公司的利润率可以用“惊人的暴利”来形容了。但是,科技公司的产品研发成本摊到每个产品上并不低。如果能扩大一倍的市场,就能将这部分主要的成本降一半。这时候一个科技公司并不需要更多的雇员,效率依然保持不变,总的利润率就上去了。当然,有些人会觉得我把现在全世界营业额最高的计算机公司(今天的惠普营业额仍然比IBM高)说成是前景黯淡的昔日黄花有点危言耸听。但是如果看看下面两张图表,就不难看出其中的道理。大满贯电子游戏平台在美国众多大学中,有一百年历史的斯坦福大学历史谈不上悠久。且不说和有将近四百年历史的哈佛大学比,就是和它的邻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斯坦福大学起步也算很晚的。在斯坦福大学诞生后的头五十年里,它根本排不进美国一流大学的行列,更不要说和哈佛大学竞争了。到二战后,斯坦福大学已经入不敷出,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了。美国的私立大学完全靠自己筹款,政府并不提供一分钱,再好的私立大学如果经营不善,都可能面临办不下去的危险。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在历史上就出现过非常严重的财政危机,最后是靠它无数事业有成而又关心母校的校友捐助度过了难关。斯坦福大学当时还没有这么多富有的校友可以依靠,它最大的一笔财富就是斯坦福夫妇留下的八千英亩(三十二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澳门大小的土地,而大学的中心校园占地不到其十分之一。(斯坦福大学至今荒地多于使用的土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电子工业发展很快,由于和亚洲的联系比二战前紧密了很多,加州新兴的电子工业和航空工业成为了加州的经济支柱。很多公司有意从斯坦福大学购买土地,但是斯坦福夫妇的遗嘱规定学校永远不许出售土地。这样,斯坦福大学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地荒着而无法发挥作用帮助学校渡过难关。

大满贯电子游戏平台作为一个大学教授,能从政府拿到大笔研究经费当然是可喜可贺的事。和从工业界拿经费相比,拿政府的经费有很多好处。首先,美国政府的资助一般来讲强度较高,在这一点上各国政府都一样,无需格外说明。从美国政府拿科研经费,除非像研制哈伯天文望远镜这类特殊的项目,很少需要做具体的系统,只需要进行方法研究,最后交一份研究报告就可以了。在这一点上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有很大的不同,拿美国政府的研究经费容易交帐得多。比如搞语音识别研究,在中国拿了八六三的大额经费要做识别系统,而在美国只需要用计算机实现自己的算法,证明其有效即可。很少有教授会像李开复博士那样真正开发一个语音识别系统。(美国从来没有中国的科研鉴定会。)NSF和DARPA等政府的科研主管机构这样做是很有道理的,它为教授们省去了很多做演示系统的时间和精力,让科学家们能够把精力完全集中于研究本身。这是美国能够在科技上长期领先于世界,并且几乎每年都有人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毫无疑问,很多大学教授,乐于接受这样的项目,他们既可以专注于做学问、多发表论文,又可以有稳定的经济来源。(美国大学教授的暑假三个月的工资要从自己的科研经费中出。)一些成名已久影响力很大的教授,更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拿到长期大额的政府合同,比如我已经多次提到的著名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专家贾里尼克教授便是如此,他的经费常常是系里其它教授经费的总和。久而久之,他们和政府互相产生了极大的依赖,自己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它早期成功的投资,包括对太阳公司和康柏电脑等公司的投资回报率不低于上述案例,只是美国证监会没有提供在线的记录,无法计算那些投资准确的回报。从这些成功投资的案例可以看出,风投公司追求五十倍的回报完全是可以做到的。早期阶段(EarlyStage)。这种公司通常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概念和技术,已经做出了产品,但是在商业上还没有成功,当初它投资Google时,Google就处于这个阶段。当时Gm已经有不少流量了,但是还没有挣钱;-

2.山姆、强尼和迪克三人必须从原有公司辞职,全职为新公司工作。并且在没有新的投资进来以前,三个人的工资不得高于每月四千美元;这时,AT&T设备制造部门的执行官们短视地提出分家的建议。他们的理由似乎有道理,因为AT&T和另外两家长途电话公司MCI和Sprint是竞争关系,后者拒绝购买AT&T的电话设备,如果成立一家独立的设备公司,就可以做MCI和Sprint的生意了。但是这种一次性的销售增长显然对一个公司长期增长意思不大。这一点AT&T无数的管理者和员工都看到了。我亲身经历了AT&T的那次分家。1996年夏天,贝尔实验室一分为二,大家从茉莉山的大楼里搬到弗伦翰工业园,天天谈的就是分家的事。很多人觉得,设备部门为了MCI和Sprint的市场,离开收入和利润都很稳定的AT&T可能得不偿失。几年后他们的预言不幸言中。但是在当时,即使AT&T的高管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对公司也没有绝对的控制。AT&T几个执行官们手上的股票远不如华尔街投资银行控制的多。说句不好听的,AT&T的总裁们并不真正拥有公司。他们之中不乏有远见者,但是根本左右不了董事会。更何况公司的长期利益和他们没有太大关系。如果能在任期内狠狠捞一把,何乐而不为呢?作为华尔街的投资公司,他们关心的是手中的股票何时能翻番。一九九五年正是一个机会,整个股市长势很好,在这时将设备制造部门和电信服务部门分开,那么前者的股票一定会飞涨。华尔街看到了这一点,公司的老总们懂得这一点,公司大量拥有股权的员工们也明白这一点。本来大家都是明白人,但是利令智昏。一场杀鸡取卵的分家就开始了。和任何其它商品相比,IT产品的制造所需的原材料非常少,成本几乎是零。以半导体行业为例,一个英特尔的酷睿双核处理器集成了二点九亿个晶体管,三十年前的英特尔8086处理器仅有三万个晶体管。虽然二者的集成度相差近一万倍,但是所消耗的原材料差不太多。IT行业硬件的制造成本主要是制造设备的成本。据半导体设备制造商AppliedMaterials公司介绍,建一条能生产65纳米工艺酷睿双核芯片的生产线,总投资在20到40亿美元。去年,英特尔公司的研发费用为六十亿美元。当然,我们不能将它全部算到酷睿的头上,但是英特尔平均一年也未必能研制出一个酷睿这样的产品,所以它的研发费用应当和英特尔一年的预算相当。假如我们将这两项成本平摊到前一亿片酷睿处理器中,平均每片要摊上近一百美元。这样,当英特尔公司收回生产线和研发两项主要成本后,酷睿处理器就可以大幅度降价。去年英特尔处理器销量在两亿片左右,因此,一种新的处理器收回成本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年半。通常,用户可以看到,一般新的处理器发布一年半以后,价格会开始大幅下调。当然,英特尔的新品此时也已经在研发中。大满贯电子游戏平台2001年美国网络泡沫破裂,科技股Nasdaq崩盘,这对本来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摩托罗拉更是雪上加霜,它的股票从2000年的50多美元跌到2003年的不足8美元。(注释:2000年摩托罗拉有一次1:2的分股,分股前的股价超过100美元。)2003年9月,摩托罗拉创始人保罗·加尔文的孙子克里斯托弗·加尔文不得不离开摩托罗拉董事长的职位,摩托罗拉从此结束了家族企业的的历史。

应该讲,1999年的惠普虽然大,但是并不强。这有点像中国战国时候的楚国。惠普的董事会当然希望把惠普搞得强大。它必须决定分出去哪个部门,保留哪个部门。医疗仪器部门虽然利润率高,但是在GE的打压下发展有限,经过长期酝酿,才决定将科学仪器和医疗仪器部门都分出去,成立一个新的公司安捷伦,然后新的惠普好集中精力于计算机行业。这么大的公司重组当然要有个有经验的人来执行,惠普公司董事会看中了菲奥莉娜拆分和并购公司的经验,破例选择了她出任硅谷最老的惠普公司的CEO,来实施安捷伦上市的事宜。作为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风险投资公司。KPCB依然保守着“礼贤下士”的好传统。KPCB的合伙人,包括多尔本人,经常去斯坦福大学的“投资角”参加研讨会。多尔本人对年轻的创业者保证,他一定会读这些创业者写给他的创业计划书和Email,虽然他可能没有时间一一回复。KPCB对创业者的要求和红杉风投差不多,要找KPCB的准备工作也和找红杉风投相似,我们就不再赘述了。中国是KPCB在美国本土外唯一有办公室的国家,它在北京和上海设有分部,联系地址是:到九十年代初,摩托罗拉在移动通信、数字信号处理和计算机处理器三个领域都是世界上技术最强的player。更难能可贵的是,它的产品声誉极好。我最早接触摩托罗拉的产品是在八十年代末,一些海关的朋友向我介绍他们的摩托罗拉对讲机。那些对讲机可以在钢铁包围的大货轮货舱里和岸上的同事通话,这是任何其他同类产品做不到的。1990年,摩托罗拉的营业额超过一百亿美元,在IT公司中仅次于IBM和AT&T。如果摩托罗拉能通吃三大市场,它无疑将是今天世界上最大的IT公司。即使它能垄断其中一个,也是一个巨无霸的公司。很遗憾,它一个也没做好,这个通信革命的领导者被自己掀起的技术浪潮淘汰了。原因何在呢?本来,摩托罗拉是最有资格领导移动通信大潮的,很遗憾,它只踏上了一个浪尖就被木工厂出身的诺基亚超过了。

说起美国电话和电报公司,即AT&T公司,在美国乃至在世界上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该公司由电话之父亚历山大?贝尔创立于1877年。电话的发明和AT&T公司的建立,第一次实现了人类的远程实时的交互通信(虽然电报比电话出现的早,但它不是事实交互通信),并且使得平民百姓受益。从AT&T创立的第一天起,它就是龙头老大,直到它被收购的那一天。但是,AT&T的扩展速度远比今天的人想象得慢得多。它用了十五年(1892)才将生意从纽约地区扩展到美国中部芝加哥地区(当时从纽约到芝加哥一分钟的通话费是两美元一分钟,而当时的一美元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五十美元。今天在美国打国际长途,也不过十美分一分钟)。三十八年后(1915),它的生意扩展到全国(但是从纽约到旧金山的电话费高达七美元一分钟)。四十八年后的1927,AT&T的长途电话业务扩展到欧洲。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很多都没有听说过Novell公司,但是它曾经和太阳公司一样,一度有希望在操作系统方面和微软抗衡,但是终因时运不济,败在了微软手下。如果太阳公司在十年前能意识到操作系统、互联网开发工具和IT服务业的重要性,今天的计算机工业界可能就是微软、IBM和太阳三足鼎立的局面。十年前,Unix操作系统在企业级用户中的优势如此巨大,连微软都不得不开发一个自己的Unix(十六位微机上的Lenix)。当Unix的工作站公司和相关的软件和硬件公司如雨后春笋一样在全世界出现时,它们需要一个领袖和微软竞争,而太阳公司是最佳选择。太阳公司的正确做法是联合、兼并和扶助大大小小的Unix软硬件公司,同时开源Solaris,而不是打压其他Unix公司。也许Google从太阳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和以往大多数网站都希望其它网站关门自己独大不同,Google一直在帮助其它网站共同发展,分享利润,它的同盟军包括AOL、AskJeeves在内的上百万个网站和网上销售商,这样它在和微软的竞争中至今处于不败之地,因为后者不是简简单单地与Google竞争而是与半个互联网业在竞争。如果太阳公司能做好Unix软硬件公司的领袖,那么今天的企业级计算机市场很可能就是太阳的天下了。让我们通过Google的例子来看一看科技公司达到饱和状态是多么的快。在山景城Google总部四十二号大楼二楼的墙上有一张一米高、几米宽的大图,它是参观Google必看的一景。图上画的是从1999年以来到2004年Google上市时为止Google搜索流量的增长。那是一张非常漂亮的以几何级数增长的曲线。图上横向是时间,纵向是搜索量。从1999年到2000年,搜索量增加了十倍,曲线的顶部就要突破了纸的高度,因此不得不将曲线的比例缩小十倍。但是,很快,几个月翻一番的增长速度又使得曲线不得不此按比例再缩小十倍,如此几次,直到2004年Google上市后不能再公开自己的流量为止。

一个公司的基因并不向人的基因那样(在显微镜下)看得见摸得着。它是一个公司在市场竞争中进化出来的适应该市场的企业文化(做事方式)、管理方法、产品市场定位、商业模式和营销方式等等。一个公司在早期,一切还是一张白纸的时候,其基因还有改变的可能。红杉风投认为一个公司的基因在创办的一个月内就定型了,这也许有些夸张,但是一个成型的公司改变基因的可能却是非常小。越是以前成功的公司越是容易相信自己固有的基因是最优秀的。就这样,安迪-比尔定理把原本属于耐用消费品的电脑、手机等商品变成了消耗性商品,刺激着整个IT领域的发展。大满贯电子游戏平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取代英国主导了世界的金融业,在二战后的较长时间里,美国是资本的净输出国,比其它国家有多得多的资本可以进行投资。传统的投资方法是将资本投入到股市上去(PublicEquity)或者购买债券(Bonds,比如国债)。前者一百多年来的回报率平均是百分之七左右,后者就更低了(美国国债的回报率是百分之五左右)。要想获得更大的投资收益,过去的办法只有投入到未上市流通的企业中去(PrivateEquity)。由于吃过1929年到1933年经济大萧条的亏,美国政府在很长时间里严格限制银行的各种炒作行为。直到七十年代时,闲余资本只能进行投资,很难用于金融炒作。我们今天看到的许多纯金融的一些游戏,比如对冲基金(HedgeFunds),那都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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