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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一切都在变动。而且非变动不可,因为计划确定之后,势必又产生若干变数,不变动计划,怎么能够因应,又怎样得以顺利实施?人员变动,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固然是志同道合的组合,然而人心善变,不久之后,变成志不同、道不合了。这时候一句“人各有志”,便可以掉头而去。人员动态,称为人事流动率,在中国式组织中,大于日本而少于美国。换句话说,流动到合理的程度,最为理想。工作变动,表现在中国人欣赏“多能”大于“专业”的事实。专业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多几样专业,岂不是更好?中国人比较喜欢“通才”,因为弹性较大,变动起工作来,更加胜任愉快。制度变动,大多采取形式不变而实际改变的方式。同样的制度、同样的组织、同样的人员,只要主管改变,一切都跟着有所变更。嘴巴一定说“萧规曹随”,以免引起抗拒或批评,实际上一定“不断改变”,以行动来证明“新人新政”,让大家知道新任主管真的有三把火。只要不烧到自己,似乎怎么烧都可以。中国人当然深知“向上管理”的奥妙,在于“能做不能说”。我们不像西洋朋友那样,公开说什么向上管理,徒然惹得上级心里不舒服,已经对自己十分不利。人人守法重纪,是自然的,自发的,也是自动的,这时候不会故意违法或刻意游走于法律边缘,因为自律颇有困难,所以用敬畏天命、以抬头三尺有神明来辅助。手机mg电子游戏试玩自从美国、前苏联两大阵营对立的情况解除以来,交通方便,资讯发达,加上越来越不能限制,使得原本各据一方的不同文化,到处交流,互相冲突,形成多元化的社会。同样一个区域,可能出现众多不同的花样。那些原先十分有凝聚力的血统、语言、文字、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甚至于意识形态,似乎一下子丧失能量,再也拘束不了人们的行为了,更难以规范众人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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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阳奉阴违,或者为求私利,为满足私人的欲望而阳奉阴违,当然罪不可赦。但是太小幅度的阳奉阴违,有时调整得不够大,弯转得不够快,同样要负起“不用心”的罪名。不用心什么,不用心阳奉阴违罢了。上司与部属之间,要求“一团和气”,却必须提防“一事无成”。上下和谐相处,凡事打哈哈,有意见不好意思说出来,遇到问题能躲即躲,躲不过彼此推、拖、拉,能处理到什么样的地步,都把着“虽然不满意,勉强能接受”的心态,成为典型的和稀泥,是中国式管理的恶瘤,必须妥为预防,或者及早去除。因道结合,是以人为主的必要配套。苟非理念相同,很难以人为主而又密切配合,所以中国式管理,首重“道不同,不相为谋”。要开拓事业,先找到三五位志同道合的亲友,再作计议,否则就算勉强开创,不久也将“因互相了解而拆伙”,白忙一场。我们所向往的,是自由自在的生活。如果不能自动自发,怎么谈得上自由自在?我们所盼望的,是安宁愉快的生活,若是不能自主,怎么获得安宁?愉快从何而生?人的尊严,寓于自主自立,假如丧失自主,不能自立,这个人的尊严不复存在,也是一种自作自受。

中国式管理原来只不过是中国式管理哲学,并没有发展出一套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管理的管理科学。这本《中国式管理》,当然不能够凭空捏造出中国式的管理科学,却不得不用心探讨中国管理哲学。上司提问题,部属找答案。所找的答案符合上司的立场,上司可以同意;如果不合上司的期待,还可以再提问题,让部属自己去调整。下对上,要慎防“触犯逆鳞”,以免被上司害死。居上位的人,好不容易才爬上去,最怕被部属所拖累,以至前功尽弃,所以一旦发现部属可能连累自己的时候,无不六亲不认,把所有责任往部属身上去推。人伦关系的重点,在“公正”而“不公平”。古希腊和我国一样,主张“公正是道德的总枢纽”(Justice is summary of all virtues)。但是在注解上,有明显的差异,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必须合法而公平,我们却以为公正是合理(理大于法)而且实在不容易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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